老铁们，大家好，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对于资治通鉴原文及翻译和资治通鉴白话文的相关问题不太懂，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分享资治通鉴原文及翻译以及资治通鉴白话文的问题，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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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的原文和翻译分别是什么
1、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原文及翻译（前一段原文，后一段翻译）：
2、唐纪十一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贞观十一年（丁酉、637）
3、唐纪十一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4、[1]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上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5、[1]五月，壬申（疑误），魏徵上奏疏，认为：“陛下从善如流、闻过必改的精神似乎不如从前，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比过去严厉了。由此可知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这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与户口甲兵的强盛，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作以至国家危亡，我们自知贫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乱；未灭亡时，自认为必然没有灭亡的危险。故而不停地征派赋税劳役，不停地东征西伐，以致祸乱将及自身时还尚未知觉。所以说照看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借鉴失败莫如看国家的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的覆亡，除掉奢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续施行过去的勤勉节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下诚属困难，而守成则较为容易，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难道不能保全较容易的吗？”
6、[2]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7、[2]六月，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彦博长时间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朕见其精力与体力不支，已有二年，只是遗憾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竟致英年早逝！”
8、[3]丁巳（初四），太宗巡幸明德宫。
9、[4]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10、[4]己未（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戊辰（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
11、[5]己巳（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12、[6]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13、[6]秋季，七月，癸未（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溺死六千多人。
14、[7]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15、[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16、[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17、[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18、[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19、[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20、[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21、[10]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承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也要百姓有余力，然后收税，不可强加聚敛拱手供给敌方。节俭以使百姓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今日再这么做，固然不是什么难事。陛下如果想要谋划长治久安的政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是像贞观初年那样，则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十分过分的，但不能不深思陛下身后的事情。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曹丕即位，便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恰使他们倍受其苦。另外，百姓得以安定，惟在于刺史和县令，如果挑选的人得力，则陛下可以清闲自在。如今朝廷只重中央的官吏而轻视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视。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应当由朕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朝官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22、[11]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23、[11]冬季，十月，癸丑（初二），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24、[12]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25、[12]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猪搏斗，太宗拨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26、[13]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27、[13]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游猎，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丁丑（二十六日），李恪因此被免官职，削减食封三百户。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的儿子，不能匡偏正讹，论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狩猎，怎么能只怪罪万纪呢？”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过了不久，太宗单独召见柳范说：“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答道：“陛下仁德明察，我不敢不尽愚忠直谏。”太宗高兴了。
28、[14]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29、[14]十一月，辛卯（十一月），太宗巡幸怀州，丙午（二十六日），回到洛阳宫。
30、[15]故荆州都督武士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31、[15]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年方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二、资治通鉴原文及翻译全文
1、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髯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则贤，如是而甚不仁。
2、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1]于太史为辅氏。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
3、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呼？抑为保障呼"？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4、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当初，智宣子准备立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不如立智宵的好。因为智瑶比别人贤能的地方有五点，却有一点短处。他留有美髯，身材高大，是一贤；擅长射箭，驾车有力，是二贤；技能出众，才艺超群，是三贤；巧言善辩，文辞优美，是四贤；坚强果决，刚毅勇敢，是五贤。
5、虽然有如此的贤能，但他唯独没有仁德之心。如果他运用这五种贤能去驾驭别人，而用不仁之心去力行，谁能受得了呢？如果立智瑶为后，智氏种族必遭灭门之灾"。智宣子对此置之不理。智果为了避灾，改依别族为辅氏。赵国大夫赵简子的大儿子叫伯鲁，小儿子叫无恤。
6、赵简子不知道立哪一个为继承人会更好，于是他把日常训诫之言刻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并嘱咐道："用心记住这些话"！过了三年，赵简子叫来两个儿子，询问他们竹简上的内容。
7、大儿子伯鲁说不出来，让他拿出竹简，他说早已丢了。赵简子又问小儿子无恤，他则熟练地将竹简上的话背出，问他竹简在哪儿，他立即从袖中取出奉上。
8、通过这件事，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便立他为继承人。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把那里建为一道保障"？赵简子说："建为一道保障"。尹铎便去整理户籍，减少交税的户数，减轻百姓的负担。
三、资治通鉴文言文及翻译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录历史的一部史书。下面我收集了资治通鉴文言文及翻译，供大家参考!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髯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1]于太史为辅氏。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2]呼？抑为保障[3]呼"？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1]别族：从智氏宗族分出，另立族姓。
[2]茧丝：指敛取人民的财物像抽丝一样，不抽尽就不停止。
[3]保障：指待民宽厚，少敛取财物，犹如筑堡为屏障一样。
当初，智宣子准备立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不如立智宵的好。因为智瑶比别人贤能的地方有五点，却有一点短处。他留有美髯，身材高大，是一贤；擅长射箭，驾车有力，是二贤；技能出众，才艺超群，是三贤；巧言善辩，文辞优美，是四贤；坚强果决，刚毅勇敢，是五贤。虽然有如此的贤能，但他唯独没有仁德之心。如果他运用这五种贤能去驾驭别人，而用不仁之心去力行，谁能受得了呢？如果立智瑶为后，智氏种族必遭灭门之灾"。智宣子对此置之不理。智果为了避灾，改依别族为辅氏。赵国大夫赵简子的大儿子叫伯鲁，小儿子叫无恤。赵简子不知道立哪一个为继承人会更好，于是他把日常训诫之言刻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并嘱咐道："用心记住这些话"！过了三年，赵简子叫来两个儿子，询问他们竹简上的内容。大儿子伯鲁说不出来，让他拿出竹简，他说早已丢了。赵简子又问小儿子无恤，他则熟练地将竹简上的话背出，问他竹简在哪儿，他立即从袖中取出奉上。通过这件事，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便立他为继承人。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把那里建为一道保障"？赵简子说："建为一道保障"。尹铎便去整理户籍，减少交税的户数，减轻百姓的负担。
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蜹、蚁、蜂、虿[1]，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1]虿(chài)：蛇、蝎类的毒虫的古称。
赵简子对儿子无恤说："晋国如果有祸乱，你不要嫌尹铎的地位低，不要嫌晋阳地方远，一定要以他那里作为依靠"。等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智瑶继位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襄子戏弄韩康子，又羞辱了他的国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便告诫说道："主公，您不加提防，灾祸就一定会降临啊"！智瑶说："别人的生死祸福都取决于我。我不降灾落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说："并不是您说的那样。《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屡次犯错，人们的怨恨往往克制着不表露出来，所以要在不显著时谨慎提防。贤德的人要在小事上谨慎戒备，才能避免招来大祸。现在主公在一次宴会上就得罪了人家的国君和国相，事后又不加戒备，还说别人不敢兴风作浪，这恐怕不行啊！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
智瑶向韩康子提出割地要求，韩康子不同意。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割地给他，他一定会讨伐我们，不如答应他。他得到了土地，一定会更加狂妄，而再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一定会兴兵讨伐。这样一来，我们便避开了祸患，就可以伺机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使臣去见智瑶，同意把一块有万户人家的土地割让给他。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割地要求，魏桓子打算不给他。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他无缘无故地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地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们的警惧，我们答应给地，他一定会骄傲。他因骄傲而轻视敌人，我们因恐惧而互相团结。用团结的队伍来对付骄傲的智瑶，智氏的命运就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想战胜敌人，姑且先听从他；要想夺取敌人的利益，姑且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以助长他的骄横，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对付智氏，何必要单独成为智瑶的攻击目标呢"！
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1]。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1]骖(cān)乘：又作"参乘",陪乘或陪乘的人。
魏桓子说："好"。于是也把一块万户人口的土地割让给智瑶。智瑶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和皋狼两处土地。赵襄子拒绝了他。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的军队进攻赵氏。赵襄子准备外出避难，问道："我到哪里去呢"？随从建议："长子城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筋疲力尽才修好城墙，又要他们舍身入死地为我守御，谁能与我同心"？随从又说："邯郸城仓库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起来，又因为仓库充实而让百姓送命，他们能与我同心吗？还是投奔晋阳吧，那儿是先主的属地，尹铎又待民宽厚，百姓一定会和我们同舟共济的"。于是赵襄子逃往晋阳。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头只剩六尺露出水面，锅灶泡在水中，青蛙四处乱跳，但百姓都没有叛变之心。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持矛居右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亡人之国啊"！魏桓子用胳臂肘碰了碰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踩魏桓子的足背——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邑，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啊！智家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一定要反叛了"。智瑶问："你怎么会知道"？疵说："我是就人之常情而论的。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氏灭亡，随后灾难必然会降临到韩、魏两家。我们约定灭掉赵氏后，三家分其地。现在，晋阳城仅差六尺就被水淹没了，城中粮绝，已经在宰马为食了，破城也是指日可待。然而，这两人不但没有高兴的表情，反而面有忧色。这不是要反叛又是什么"？
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第二天，智瑶把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人。二人齐声说道："这一定是小人想为赵氏游说，使主公您怀疑我们两家，从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不要相信这样的话。我们两家岂会放弃早晚就要分到手的赵氏之地，而去图谋那既危险又必不可成的事呢"？两人走后。疵进来，问道："主公，您为什么把臣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的"？疵说："刚才他们两个人见到我，便仔细地端详我，然后匆匆走开，可见他们已经知道我识破他们的心思了"。智瑶不听疵的劝谏，仍不肯改变主张。疵见状，便只好请求出使齐国。
赵襄子派遣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说道："我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进攻赵家，赵家一亡，就该轮到你们两家了"。韩康子、魏桓子说："我们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了出去，那样就要大祸临头了"。张孟谈说："计谋出自两位主公之口，只进入我一人耳中，有什么妨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约定好起事的日子，然后便让他回城了。这天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死智军守堤官吏，决开堤口，让大水倒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乱作一团，韩、魏两军乘机从两边杀来，赵襄子率兵从正面攻击，大败智瑶之军，杀了智瑶，又将智氏族人尽行诛灭。只有辅果一家幸免于难。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三分晋国土地。从此，晋国为韩、赵、魏三家瓜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这篇"三家分晋"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踌躇满志的智瑶以为攻下赵氏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却没有考虑到韩、魏两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和赵氏合作。当智瑶正沉浸于独霸晋国的美梦之中的时候，自己反而成了众矢之的，落得家破身亡。
三家[1]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2]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3]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1]三家：指原来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共同出兵消灭了智氏，周天子只好承认三家的诸侯地位。自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2]漆：名词作动词，用油涂到物体上。
韩、赵、魏三家分了智氏的`田地。赵襄子还把智伯的头颅油漆后，当做自己的饮酒器具。智瑶的臣子豫让打算为主公报仇，就假扮为受过刑罚做苦工的人，暗藏匕首，进入了赵襄子宫中的茅房里面打扫卫生。赵襄子在上茅房的时候，心里忽然感到一阵不安，就下令搜查，把豫让逮住了。赵襄子周围的人都想杀掉豫让，而赵襄子却说："智瑶死了没有什么后人，这个人却想为他报仇，是一条真正的汉子！我以后小心戒备就可以了"。然后把豫让给释放了。豫让又把自己的全身涂成黑色，好像得了癞病一样，还吞下火炭使声音变得嘶哑，在集市上乞讨度日，就连他的妻子也没有认出他来。豫让走到一位朋友面前，朋友认出他以后大吃一惊，流着泪对他说："以你的才能，在赵襄子手下做臣刺客豫让子，必然会得到机会接近他。到时候你想做什么，还不是易如反掌？怎么能自残形体以至于此呢？用这种方式来报仇，不是太难了吗"？豫让说："不可以！如果已经委身做他的臣子，而又找机会去杀掉他，这是对他怀有二心。我也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非常难以实现，但是我之所以坚持这么做，是要后世那些为人臣子而心怀不忠的人感到羞愧"！有一次，赵襄子出宫，豫让就埋伏在他必经的桥下。赵襄子走到桥边，所骑的马忽然受惊，就下令搜索，逮住了意图行刺的豫让，然后杀了他。
侠客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类人，特别是在战乱纷飞的时候，侠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豫让为了报仇刺杀赵襄子，聂政刺死了侠累，这些人都是侠义、豪爽、重信用的人。和秦朝的荆轲、唐朝的红线、聂隐娘等人一样，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恩人或主人不畏生死、慷慨赴难的侠义之士。就像李白写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样的人活着就是供后人敬仰的。
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诉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
魏国庞涓率军攻打韩国。韩国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是早救好呢，还是晚救好呢？”成侯邹忌建议：“不如不救。”田忌不同意，说：“我们坐视不管，韩国就会灭亡，被魏国吞并。还是早些出兵救援为好。”孙膑却说：“现在韩国、魏国的军队士气正盛，我们就去救援，是我们代替韩国承受魏国的打击，反而听命于韩国了。这次魏国有吞并韩国的野心，待到韩国感到亡国迫在眉睫，一定会向东再来恳求齐国，那时我们再出兵，既可以加深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又可以乘魏国军队的疲弊，正是一举两得，名利双收。”齐威王说：“对。”便暗中答应韩国使臣的求救，让他回去，却迟迟不出兵。韩国以为有齐国的支持，便奋力抵抗，但经过五次大战都大败而归，只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东方齐国身上。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
在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资治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对于军事的记载，《资治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多音节摄提（原始干支）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现代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司马光没有交代。
《史记》的《历书》里面也用到了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司马迁也没有交代其来源。这为后人胡思乱想提供了口实，如竺可桢就建议梵语学者用梵语破译这套术语。更有人藉此宣称中国人祖先来源于西亚两河流域或古埃及。
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蔡邕《独断》曰：‘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谓之天皇氏者，取其天开于子之义也；谓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丑之义也；谓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义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时始制，而地皇氏则定三辰，道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气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干支始有所属焉。”所以，司马迁和司马光所使用的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时间术语，属于“皇纲”性质，故而被采用为历史的纪年词语，以表示历史的正统。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很多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明代学者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其中的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OK，关于资治通鉴原文及翻译和资治通鉴白话文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