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余秋雨《遇见》原文，以及散文《最美的遇见》董卿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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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秋雨《老师》原文
1、我是一九五七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我这么一个农村来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楼。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
2、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划为右派，正在检讨。他上课时，我们教室的窗口，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一看，便只唱不讲，唱的声音则更加奇怪。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到通知，音乐老师不来了，音乐课的时间，到操场的角落里练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词日：“一九五七年呀，真是个胜利年……”
3、没过多久，其它课程也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4、当时全民都在炼钢。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但对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却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种说法，即赶上赶不上的标志是看钢产量，于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国大地无处不在炼钢。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做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
5、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仅仅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6、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是一位女老师，听说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长，却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们只在一旁偷看，想找到这位老师在步态举止上的反动影子。正面相遇时，我们叫一声“老师好”，她立即回礼，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比其他老师回礼时看我们的时间要长。我们的目光立即躲开，心想这大概就是别有用心的眼神。
7、接替的校长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外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报纸社论为主，英文以政治口号为主，而通过“课外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 i a l Enq li 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8、今年母校校庆，我就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不关心政治而著称，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是红着脸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
9、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色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特别加了一个山东，因为前来听课的工人宣传队师傅是山东人，我怕他受冷落，临时加的。没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凶。”
10、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拐角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11、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眼前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六法全书》的编者之一，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未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缥缈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拦住他请教哲学问题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羡孑，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
12、老人们的情况，最应该多问又最不便多问。没见到几位当年最熟悉的老师，暗自忐忑，却只敢在热烈的场面中留半个心眼悄悄搜寻。多搜寻到一个，多一分惊喜。我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已于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赶到校庆会场来找我，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她说，穆尼老师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移赠给我。我和同学们一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近似图书馆的庞大收藏。穆尼老师终生贫寒，全是为了购置这些书；他的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局促在难于转身的狭隘空间里，全是为了堆放这些书。他藏书，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为了备课，备好一节节的中学语文课；而当他无法再用这些书籍备课的时候，也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它们全都交给某个他认为成绩较好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真去接受这份无价的馈赠，何况我现在连自己的藏书也已经完全无法对付，但面对穆尼老师的女儿我还是不能不心情沉重：毕业那么多年，我去拜访老师也就一二次罢了，而老师的遗言却突然使这架人情的天平严重失衡。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13、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带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14、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象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15、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上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共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些顽皮的学生，他们居然立即安静了，没有让我的老师难堪，因此也为我争了脸。我太知道他们，高个儿高嗓门，大大咧咧，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但基本上还是识大体、通情理的，只须轻轻一声断喝，便能领悟学生的本分。谢谢你们，我的学生。
二、余秋雨《老师》原文是什么
1、我是一九五七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我这么一个农村来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楼。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
2、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划为右派，正在检讨。他上课时，我们教室的窗口，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一看，便只唱不讲，唱的声音则更加奇怪。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到通知，音乐老师不来了，音乐课的时间，到操场的角落里练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词日：“一九五七年呀，真是个胜利年……”
3、没过多久，其它课程也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4、当时全民都在炼钢。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但对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却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种说法，即赶上赶不上的标志是看钢产量，于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国大地无处不在炼钢。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做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
5、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仅仅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6、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是一位女老师，听说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长，却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们只在一旁偷看，想找到这位老师在步态举止上的反动影子。正面相遇时，我们叫一声“老师好”，她立即回礼，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比其他老师回礼时看我们的时间要长。我们的目光立即躲开，心想这大概就是别有用心的眼神。
7、接替的校长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外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报纸社论为主，英文以政治口号为主，而通过“课外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 i a l Enq li 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8、今年母校校庆，我就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不关心政治而著称，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是红着脸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
9、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色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特别加了一个山东，因为前来听课的工人宣传队师傅是山东人，我怕他受冷落，临时加的。没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凶。”
10、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拐角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11、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眼前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六法全书》的编者之一，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未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缥缈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拦住他请教哲学问题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羡孑，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
12、老人们的情况，最应该多问又最不便多问。没见到几位当年最熟悉的老师，暗自忐忑，却只敢在热烈的场面中留半个心眼悄悄搜寻。多搜寻到一个，多一分惊喜。我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已于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赶到校庆会场来找我，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她说，穆尼老师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移赠给我。我和同学们一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近似图书馆的庞大收藏。穆尼老师终生贫寒，全是为了购置这些书；他的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局促在难于转身的狭隘空间里，全是为了堆放这些书。他藏书，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为了备课，备好一节节的中学语文课；而当他无法再用这些书籍备课的时候，也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它们全都交给某个他认为成绩较好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真去接受这份无价的馈赠，何况我现在连自己的藏书也已经完全无法对付，但面对穆尼老师的女儿我还是不能不心情沉重：毕业那么多年，我去拜访老师也就一二次罢了，而老师的遗言却突然使这架人情的天平严重失衡。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13、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带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14、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象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15、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上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共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些顽皮的学生，他们居然立即安静了，没有让我的老师难堪，因此也为我争了脸。我太知道他们，高个儿高嗓门，大大咧咧，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但基本上还是识大体、通情理的，只须轻轻一声断喝，便能领悟学生的本分。谢谢你们，我的学生。
三、求余秋雨散文《千年庭院》原文
1、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岳麓山地处湘江西岸，对岸就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乘着当时称之为“革命大串连”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山梁上。
2、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没有被“大串连”的浪潮裹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间教室能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潇洒”，他们所谓的“潇洒”大体上似乎是指离开世俗规范的一种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踩踏规范的生命状态。敢于在稍一犹豫之后咬着牙撕碎书包里所有的课本吗？敢于嗫嚅片刻然后学着别人吐出一句平日听着都会皱眉的粗话吗？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师头上去吗？敢于把图书馆里那些读起来半懂不懂的书统统搬到操场上放一把火烧掉吗？敢于拿着一根木棍试试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吗？说实话，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闪而过，暗自调皮地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份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后来发觉已被“造反派”同学所鄙视，无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懒了。这一切当时看来很像一回事，其实都是胡闹，几年以后老同学相见，只知一片亲热，连彼此原来是什么派也都忘了。
3、记得胡闹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一所学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轻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动过一阵也就无聊了。突然传来消息，全国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都向青年学生开放，完全免费，随你到哪儿去都可以，到了哪儿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钱，名之为“革命大串连”。我至今无法猜测作出这一浪漫决定的领导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好像是为“造反派”同学提供便利，好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好像又在为“保守派”同学提供机会，迫使他们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风气，转变立场。总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级的，城市的，乡村的，都可以，一齐涌向交通线，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听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还惦念着革命，那更是毫无约束，全凭自觉了。这样的美事，谁会不去呢？
4、接下来出现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开动，但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着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车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来。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夜晚，列车启动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之间，几个行李包扔下去，车下的学生边追边呼叫，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下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们最终找到了下一站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5、扔下车去的行李包与车上学生抱着的行李包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馒头，几块酱菜，大同小异。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朵的瓣，在狂风中漫天转悠，极端洒脱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算。只知道他们是学生，但他们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而且将一直没有下去，不久他们又将被赶到上山下乡的列车上，一去十几年，依然是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依然是被称之为学生。因为是学生，因为他们的目光曾与一个个汉字相遇，因为他们的手指曾翻动过不多的纸页，他们就要远离家乡，去冲洗有关汉字与纸页的记忆。“大串连”的列车，开出了这一旅程的第一站。历史上一切否定文化的举动，总是要靠文化人自己来打头阵，但是按照毫无疑问的逻辑，很快就要否定到打头阵的人自身。列车上的学生们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睡梦中还残留着轰逐一切的激动，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长时间的容纳一群不作建树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读书的读书人，一群不要老师的伪学生。当他们终于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列车开出去太远了，最终被轰逐的竟然就是这帮横七竖八地睡着的年轻人。
6、也许我算是醒得较早的一个，醒在列车的一次猛烈晃荡中，醒在鼾声和汗臭的包围里，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了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心底一阵寒噤。我想下车，但列车此刻不会停站，这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注意某个个人的呼喊。只好听天由命，随着大流，按照当时的例行公事，该停的地方停，该下的地方下，呼隆呼隆跟着走，整个儿迷迷瞪瞪。
7、长沙和岳麓山，是当时最该停、最该下的地方，到处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连岳麓山的山道上都是这样。那个著名的爱晚亭照理是应该有些情致的，但此刻也已被漆得浑身通红，淹没在一片喧嚣中。我举头四顾，秋色已深，枫叶灿然，很想独个儿在什么地方静一静，喘口气，就默默离开人群，找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野山毕竟不是广场通衢，要寻找冷清并不困难，几个弯一转，几丛树一遮，前前后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条路很狭，好些地方几乎已被树丛拦断，拨开枝桠才能通过。渐渐出现了许多坟堆，那年月没人扫坟，荒草迷离。几个最大的坟好像还与辛亥革命有关，坟前有一些石碑，苍苔斑剥。一阵秋风，几声暮鸦，我知道时间不早，该回去了。但回到哪儿去呢？哪儿都不是我的地方。不如壮壮胆，还是在小路上毫无目的地走下去，看它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8、暮色压顶了，山渐渐显得神秘起来。我边走边想，这座山也够劳累的，那一头，爱晚亭边上，负载着现实的激情；这一头，层层墓穴间，埋藏着世纪初的强暴。我想清静一点，从那边躲到这边，没想到这边仍然让我在沉寂中去听那昨日的咆哮。听说它是南岳之足，地脉所系，看来中国的地脉注定要衍发出没完没了的动荡。在浓重暮霭中越来越清静的岳麓山，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你的绿坡赭岩下，竟会蕴藏着那么多的强悍和狂躁？
9、正这么想着，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进去。我走得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都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住了，脚步慢了下来，不再害怕。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它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祥，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10、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11、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12、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讲解，给了我如此神秘的亲切感的岳麓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凭直感，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眼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异其趣，但它居然身处洪流近旁而安然无恙，全部原因只在于，有一位领袖人物青年时代曾在它的一间屋子里住过一些时日。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老的脸颊上涂紫抹红，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粉墙玄瓦，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晤。
13、据说世间某些气功大师的人生履历表上，有一些时间是空缺的，人们猜想那一定是他们在某种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气的机缘所在。我相信这种机缘。现在常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祥，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书籍中偶尔看到有关岳麓书院的史料，总会睁大眼睛多读几遍。近年来，出版事业兴旺，《岳麓书院史略》、《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山长考》、《岳麓书院名人传》、《岳麓书院历代诗选》、《岳麓书院一览》、《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等好书先后一本本地出现在我的案头，自己又多次去长沙讲学，一再地重访书院，终于我可以说，我开始了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那种感觉。
14、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15、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较高的官员企图从根本上另辟蹊径，但他们官职再大也摆脱不了体制性的重重制约，阻挡不了官场和社会对于教育的直接索讨，最终只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办一点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学吧，但私学毕竟太琐小、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了这两方面的足够人数，教育就会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庄严氛围，就像宗教失去了仪式，比赛失去了场面，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16、正是面对这种两难，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情景，后来果然频频地出现了。
17、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18、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分深重的1840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19、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20、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21、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想造点房、买点书、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书院的上述各项开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所谓学田，是指书院的田产。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死钱变成活钱。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助了。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就逃不脱邪恶了。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中国的土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事实。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常常陷于困境，也都与此有关。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查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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