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太史公自序赏析，以及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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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记太史公自序赏析
1、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
2、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3、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
4、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5、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6、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7、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8、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太史公司马迁一再致敬并陈言，少卿足下：
9、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
10、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
11、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
12、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13、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
14、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
15、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
16、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17、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
18、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19、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20、出处：出自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21、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22、任安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
23、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
24、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25、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
26、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司马迁写了这封长信给任安。
27、关于《报任安书》的创作时间，近代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认为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马迁五十三岁。
28、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司马迁的《年谱》信从这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
二、太史公自序的赏析
1、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2、《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3、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4、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5、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6、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7、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8、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三、《古文观止·太史公自序》译文与赏析
1、本文是《史记》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的节选。原序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类似自传，历叙本族世系和家族的渊源，并概括叙述了作者的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即本文，利用对话的形式，叙写编撰《史记》的目的和作者的一系列遭遇，揭示作者忍辱负重的博大胸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抒发了郁结于胸的悲愤不平之气。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小序。
2、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31]，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3、 [31]绍明世：绍，继续。明世：太平盛世。
4、太史公说：“先父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已经有五百年了，应该是到继承圣明世代的事业，修正《周易》，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礼》、《乐》的本原的时候了。’他将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啊！他将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啊！我怎么敢推辞呢？”
5、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6、上大夫壶遂说：“以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周王朝衰败，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们忌恨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采用，政治主张也不可能被推行，因而评定了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功过是非，作为天下行事的标准，褒贬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与其空泛地记载我的主张，不如用历史事实来体现更为深刻、明显。’
7、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32]，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8、《春秋》这部书，对上则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治世之道，对下则辨明了为人处世的伦理纲常，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确定了犹豫难定的事，褒扬了善良，贬斥了邪恶，尊敬了贤人，鄙薄了不肖，保存了亡国，延续了绝世，修补了弊端，振兴了衰废，这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昭示天地、阴阳、四季、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礼》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长于指导；《尚书》记载古代帝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政事；《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状况，所以长于教化；《乐》使人乐在其中，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
9、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33]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10、因此，《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动的，《乐》是用来调和人的性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内心情意的，《易》是用来阐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说明天下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所阐明的要旨也数千，万事万物的成败、聚散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一书中，记载臣杀国君的有三十六起，灭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逃奔仍不能保全其国家社稷的数不胜数。观察他们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失去了王道之本。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1、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34]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35]。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36]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12、 [34]经事：日常的事情。经，正常，日常。
13、所以说：‘臣子杀死君王，儿子杀死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间逐渐形成的。’因此，为君者不可以不知晓《春秋》，否则当面有小人进献谗言而自己却看不出；背后有窃国之贼也不知道。做臣子的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处理日常事务就不知道如何采取适宜的办法，遇到出乎意料的事也不会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身为国君或身为人父，如果不知晓《春秋》的要旨，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臣下和儿子的，如果不知晓《春秋》的大义，必定会陷入篡位杀父的法网中，得到该死的罪名。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只是因为不懂礼义，受到别人毫无根据的谴责也不敢反驳。
14、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15、由于不知晓礼义的要旨，以至于君王不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不像君大臣就会犯上作乱，臣不像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不像父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子不像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错。如果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加给他们，他们也只有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这本书，是礼义的根本宗旨。礼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前就加以禁止，法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后加以处置。法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作用就很难被人们所理解。”
16、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17、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作《春秋》，依靠文章来判明什么是礼仪，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上有英明的君主，下有恪守本职的臣子，万事已经具备，各项事情也都按照秩序进行着，您现在论述这些，是要说明什么道理呢？”太史公说：“对，对，您说得对，不过，不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时极其纯朴厚道，创作了《易》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也有记载，礼、乐就是那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对此加以歌颂。《春秋》抑善扬恶，推崇三代的功德，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讽刺。’
18、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37]，易服色[38]，受命于穆清[39]，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40]，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41]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19、 [38]易服色：改变车马、祭牲的颜色。
20、 [40]款塞：叩开边塞的门。塞，同“叩”。
21、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之君，得到了上天的祥瑞，举行封禅，使用了新历法，改变了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恩泽遍及远方，海外风俗不同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前来进献物品、拜见天子的多得数不胜数。文武百官极力颂扬圣上的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重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而其德政没被广为流传，这是官吏的过错。何况我曾担任过太史令，废弃皇上英明的德政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诸侯、贤大夫的功绩而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嘱托，这个罪过就太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只是整理一下他们的世系传记，并不是所谓的创作，而您将它与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22、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42]。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43]，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23、 [42]缧绁：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借指监狱。
24、 [43]隐约：意旨隐晦，文辞简约。
25、于是，我将有关资料加以编排，整理成文。写了七年之后，太史公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囚禁在监狱中。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残废，没有什么用了。”事后又进一步深思道：“《诗》和《书》，意旨隐晦，文辞简约，这都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西伯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被困于陈国和蔡国后，写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后来才撰写了《国语》；孙膑遭受了膑刑后，论述了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世上才能够流传他的《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因而写出了《说难》、《孤愤》。《诗》三百余篇，大多都是圣贤之人为了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怀有忧愁郁结之情，不能得到发泄，所以追述往事，寄希望于后人。”这样我终于编写出从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那一年，而从黄帝开始。
26、文章以对话形式展开，主要写了作者与壶遂之间的对答。在对答中，我们知道作者编撰《史记》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完成父亲临死前命他继续写史书的遗嘱，极力赞颂了《春秋》的巨大社会作用和思想学术价值，从侧面阐述了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二是抒发自己心中所积郁的种种不快。说明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遭受宫刑奇耻大辱之后，曾一度灰心，但最终决心忍辱负重，发奋写作，实现自己终生的誓愿，终于写作了《史记》这部巨着。
27、本文气势轩昂，以说理为主，以另一种方式向人们传达了一种精神：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事，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文中列举了众多学者，他们历经艰辛，最终取得了成功。文章寓意深刻，值得我们细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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