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夜雨白居易相信很多的网友都不是很明白，包括夜雨的诗词也是一样，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夜雨白居易和夜雨的诗词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可以关注收藏，免得下次来找不到哦，下面我们开始吧！
本文目录
一、夜雨白居易原文和翻译
1、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2、我有着深深思念的人，却相隔在远远的异乡。我有所感怀的事情，深深的刻在心上。故乡遥远回不去，我没有一天不遥望它。内心痛苦万分却无处化解，日日夜夜未曾停止思念。我的前途似乎也迷茫无望，孤独的在空空的屋子里睡觉。
3、秋天尚未来临，却已风雨纷纷。不曾学过苦行僧的佛法，如何忘记曾经的过往！
4、整首诗贯穿着白居易的大、简、妙风格，虽是写爱情，写思念，但不像多数爱情诗一样婉约，它大气、又不失细腻，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情感之至，一种浑然天成。这首诗不是唐代所流行的工整的今体诗，它共有七句话，前四句大量的重复用字，也并不合乎诗歌的习惯。
5、意像的描写被放在了叙事之后，全诗没有比喻、没有用典，也没有大量的兴、比之作，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格律的羁绊，用最直白的语言，抒发了最真挚的情感。此诗写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白居易四十岁。
6、从“独宿在空堂”可以看出，此诗是为一个与作者相爱的女子而写。且学者周相录考证，这个女子就是白居易几度在诗作中提到过的“东邻婵娟子”湘灵。
二、白居易的夜雨是写给谁的
1、《夜雨》是白居易写给初恋湘灵的诗。
2、《夜雨》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自然现象: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接着又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着窗户听到芭蕉声响得知夜雨降临。
3、全诗所写之景，或夜或雨，均从屋内来写。通过对蛩、灯、芭蕉几物的描写，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诗歌对仗工整，有声有色，情趣盎然。这首诗作于元和十年（815）。此时诗人被贬江州司马。在一个安静的雨夜，诗人创作了此诗。
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缉拿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官至刑部尚书。
5、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通俗易懂，相传其诗作要老妪听懂为止。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首开中唐文人倚声填词之风。
三、白居易描写夜雨的诗《微雨夜行》
1、【#诗词鉴赏#导语】《微雨夜行》是白居易的一首描写夜雨的诗。前两句从视觉和听觉角度写秋夜给人的寒意，后两句以“衣裳湿”，却听不到雨来来写秋雨的细密。下面就和一起来欣赏下这首诗词，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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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漠秋云起，稍稍夜寒生”两句写秋雨将至的所见所感。秋云密布，天色已晚，一阵寒气袭来，让人略感到寒冷。“秋云”是秋雨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夜寒”则是秋雨给人带来的直观感受，但作者并没有点出雨字。“但觉衣裳湿，无点亦无声”两句，尤为精妙，将秋雨的细腻之质刻画得十分淋漓。这秋雨是极其细微的，那“夜寒”尚且能使人实实在在感觉到，而这一样寒冷的秋雨却让人根本觉察不到，更不用说听到雨声，看到雨点了。它就像濛濛的雾气，浸润着人衣，久而久之，衣服变得潮湿，作者才发觉：原来是下雨了！
3、“漠漠秋云起，稍稍夜寒生”两句写秋雨将至的所见所感。秋云密布，天色已晚，一阵寒气袭来，让人略感到寒冷。“秋云”是秋雨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夜寒”则是秋雨给人带来的直观感受，但作者并没有点出雨字。“但觉衣裳湿，无点亦无声”两句，尤为精妙，将秋雨的细腻之质刻画得十分淋漓。这秋雨是极其细微的，那“夜寒”尚且能使人实实在在感觉到，而这一样寒冷的秋雨却让人根本觉察不到，更不用说听到雨声，看到雨点了。它就像濛濛的雾气，浸润着人衣，久而久之，衣服变得潮湿，作者才发觉：原来是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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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笔下的秋雨，像极了春日杏花雨，它带给人的不是萧瑟凄凉，却是一种宁静诗意与淡泊。诗人应该也是喜欢这秋雨的，不然他何以要久久地行走在雨中，以至沾湿了衣裳？
5、白居易笔下的秋雨，像极了春日杏花雨，它带给人的不是萧瑟凄凉，却是一种宁静诗意与淡泊。诗人应该也是喜欢这秋雨的，不然他何以要久久地行走在雨中，以至沾湿了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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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7、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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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9、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10、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11、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12、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13、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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