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太史公自序翻译的一些知识点，和史记序言原文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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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史公自序原文及翻译
1、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2、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3、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4、《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5、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6、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7、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8、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9、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10、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
11、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12、《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
13、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
14、《太史公自序》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章，编为《史记》末卷。文章概述了作者的家族世系、家学渊源、著书经过及旨趣等，融作者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
15、全文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作者的生平家世和写作《史记》的时代条件、个人动机，以及受刑后忍辱著书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文章规模宏大，气势浩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创作的重要资料。
16、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接替其父担任太史令，从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创作《太史公书》（后称为《史记》）。后因向汉武帝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之事辩护而被捕入狱并处以腐刑，在形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
17、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太史公自序》既是《史记》的序文，也是作者的自传，编排在全书最后。
二、太史公自序原文翻译及注释
1、太史公自序原文，翻译及注释如下：
2、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3、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4、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5、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6、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7、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8、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9、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10、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11、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12、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13、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14、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15、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
16、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17、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18、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19、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20、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21、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22、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2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24、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25、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26、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27、从前颛顼在位的时候，任命一个名叫重的南正官掌管天文，一个叫黎的北正官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
28、当周宣王时，由于丧失职守而转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间，司马氏离开周王室到晋国去。晋国中军将军随会逃奔到秦国时，司马氏也迁居少梁邑。
29、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
30、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
31、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担任太史公。
32、太史公跟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经》，跟黄生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做官时间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他怕学者不能通晓诸家学说的原意，而学习了错误的东西，于是就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主旨。《周易·系辞》中说：“天下的人倾向是一致的，而心思却是多种多样的，目的相同而采用的途径不一样。”
33、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都是探讨治国之道使国家强盛的学派，只不过他们所尊奉的理论之间，对于治国所采用的途径不同，有考虑全面与不全面的区别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他们注重吉凶祸福的征兆和众多的忌讳，使人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然而他们排列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可遗弃丢失的。
34、儒家学说博大，但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少，所以他们的主张难以全部采纳；然而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次序的礼仪，排列夫妇长幼的分别，是不可更改的。墨家提倡节约却难以遵循，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他们加强本业——农业与工肆之人参加生产劳动——是不可废弃的。
35、法家严酷而缺少恩德；但他们纠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换的。名家使人知道名位不同，礼节也不相同；但繁文缛节却容易失真；但是他们辨正名（概念）和实（实际）的关系，却不能不认真考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富足。
36、道家学说是本着阴阳家的四时大顺，采用儒家、墨家之长，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领，与四时一起変化，适应万物变化，树立风俗，用于人事，无所不宜，主旨简明，容易操作，办事少而功效大。儒家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楷模，君主倡导而大臣应和，君主先行而大臣随从。
37、如此这般，君主劳累而大臣闲逸；至于大道中的要点：舍去贪欲和要强，不玩弄聪明和智慧，放弃了这一重大问题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使用过度则必会衰竭，体力使用过度则必会疲惫。形神不安而想和天地一起长存不灭，还从来没听说过。
38、阴阳家对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适宜和禁忌的种种规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使我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可是，春天生，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这是自然运行的大规律，不顺从它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做天的秩序和法纪了。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顺序，是不可能遗弃丢失的。”
39、儒家以六经为法度。这些经文和解释文字多得要用千万计算，几代人都弄不通这些学问。一辈子也研究不清礼呀仪呀等的，所以说：“学问博大而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小”。但是他们制定排列君臣父子的身份及相应的礼节，夫妇长幼的区别及次序，即使百家之说也不能替代它。
40、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他们讲到尧舜的道行时说：“尧舜的殿堂高三尺，士阶只有三层，屋顶用茅草、芦苇往上一苫，檐口七长八短也不剪齐，伐木做椽连皮也不制，用粗陶器吃喝，用陶铏喝酒，吃糙米饭，喝藜藿汤。夏穿葛布衣，冬穿鹿皮衣。”
41、他们主张办理丧葬之事时，棺材桐木板厚三寸，哭声不能过分，不能把心中的悲痛抒发完。教丧仪，必须以此作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之法都像这样，那么尊贵者与卑贱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世代不同，时间变迁，办事不必相同，所以说：“提倡节俭却难以遵循。”
42、但他们的要点：加强生产和节约费用，则说人人富裕，家家丰足的最佳途径。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所说也不能废弃它。
43、法家不分别亲近和疏远，不分别尊贵和卑贱，一律用法来判断，那么爱戴亲人和尊敬长者的恩德就断绝了。可以用它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久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少恩德。”至于他们尊崇君王，使大臣卑下，使职分明确而不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有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44、名家苛刻繁烦的考察名分，往往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回味其意，专用名称决断而失去了情理，所以说：“使人名位不同，礼节也就不同，但容易失真。”至于他们的规定概念，考察实际，错综比较验证，这是不能不察究的。
45、道家提倡“无为”，又说“无不为，”他们的主张容易执行，但其语言难以理解。他们的主张以虚无为根本，以顺乎自然为办理原则。事没有固定不变之势，物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察万事万物的情状。不被物推于前，不被物牵于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
46、有法而无一成不变之法，顺因时事而成就其业；有度而无一成不变之度，顺因事物而与其相合。所以说：“圣人不朽的原因，至于坚守顺时变化的规律。虚无是道的常规，因循是君主的治世纲领。”群臣一起来，使他们明白各自的职分。实际情况符合其语言叫做端；实际情况与其语言不符叫做窾。
47、窾言不相信，奸佞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贤就自然分明，白与黑就自然区别明显。不过在于运用这些原则罢了，如果运用这些原则，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就合乎大道，进入“混沌”的无知无欲状态。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原始状态。大凡人能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精神的寄托在形体上。精神用得多了则衰竭，形体劳累过度则疲惫。
48、死了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以后不能再结合起来。因此，圣人特别注重形神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本体，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精神和形体，而一味喊叫“我有治理天下的办法”，那么，由什么途径来治理呢？
49、太史公职掌天文，不治理民事，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
50、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讲学于齐、鲁两地的都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
51、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52、这一年皇帝开始建立汉朝的封禅制度，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发愤愤怒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河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
53、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接续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后，你必定为太史；做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
54、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
55、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史实古事，不敢有缺。”
56、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节气为冬至，历法更改，开始用太初历，在明堂向诸侯颁布。
57、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盛世，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58、壶遂说：“孔子时候，上面没有圣明君主，下面自己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空文，其裁断礼义，当作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具备，全部各得其所，您的撰述是想要阐明什么呢？”
59、太史公说：“是是。不不，不对。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厚，作《易》八卦。尧舜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
60、汉兴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泰山封禅，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天，恩泽流布，海外异俗之国纷纷辗转翻译并前来边关，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心意。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是官员的罪过。
61、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明主圣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忘却先父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记的旧事，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并非所谓创作，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62、太史公：《史记》全书称“太史公”一百多处，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称。
63、颛（zhuān）顼（xū）：五帝之一。
64、程伯：程国的伯爵。休甫：人名，世代职掌周王室国史。
65、相中山：为中山国相，指司马喜。
66、武信君：武臣，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徇（xùn）：攻取。
67、天官：天文星象之学。唐都：汉代方士，曾参与制定太初历。
68、道论：道家学说。黄子：即黄生，汉初道家理论权威。
69、愍（mǐn）：忧伤。师悖：师法惑乱之言。
70、六家：指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指：核心思想。指，同“旨”，意旨，意趣。
71、直：不过。从言之异路：各自持论不同。
72、彊（qiáng）本节用：注重发展生产，节制用度。彊，同“强”。本，指农耕蚕织。
73、动合无形：一切举措都合乎自然。
74、去健羡：去掉刚强贪欲。绌聪明：不用耳目之聪明。
75、四时：春夏秋冬四季。八位：八卦方位。十二度：十二星次。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教令：戒律。
76、六艺：即六经。经：六经本文。传：解经文字。
77、桐棺三寸：以桐木为棺，厚三寸。
78、事业：此指社会的一切礼俗制度。
79、亲亲尊尊：亲近亲者，尊崇尊者。
80、控名责实：循名责实。控，引，引申为依据、遵循。
81、参伍：参差交互，即综合各方面加以考察。
82、古文：先秦历史典籍用古体字书写。
83、禹穴：在今绍兴会稽山，相传禹曾会诸侯于此。
84、窥：考察。九疑：山名，在今宁远境内。
85、乡射：古代练武选贤的礼仪活动。邹：古国名，今邹县。峄（yì）：山名，在今邹县南。
86、戹（è）：同“厄”。鄱（pó）：同“蕃”，汉县名，在今滕州境内。薛：汉县名，在今滕州东。彭城：今徐州。
87、郎中：皇帝侍从人员，属郎中令。
88、略：行视。邛（qióng）：邛都，今西昌东。笮（zé）：笮都，今汉源东北。
89、是岁：指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封禅。
90、周南：周成王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称周南。此实指洛阳。
三、求《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翻译
1、（全部翻译）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太史公自序
2、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侯都改用新历法。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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